| | 20世纪之交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时换期。产生这一转换的原因,除了学术自身理路发展的要求外,随时代而起的救亡政治因素在其中的引擎和推动亦不容小觑。撰述本文的目的,就是要以契合《新民说》的方式,通过解读梁启超早期著作《新史学》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视角,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。 【作者单位】: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610064 【关键词】:《新民说》;《新史学》;政治;学术 【分类号】:K092 【DOI】:cnki:ISSN:1009-8666.0.2006-10-022 【正文快照】: 一在众多评点梁启超生平的话语中,如下一段——“其终身所深信不疑,服膺不废,而时时表见于文字者,似有四大宗:一曰爱国重群为个人不可少之公德;二曰民主政体为人类政治生活之最后归宿;三曰知识与道德为政治之基础;四曰进步为人生与社会正常之趋势。此四者纲维梁氏一切主张,历数十年而未尝改变。合此四旨为一体,梁氏为一开明之爱国者,温和之民治主义者,稳健之自由主义者,加以梁氏尊重智理,喜好学术,参加政治而始终不改书生本色,故其为政论家异于寻常。盖梁氏非政客或记者式政论家,而为一学者政论家也”[1,](P790)颇得笔者认可而“部分”赞同… |